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商鞅以峻法严刑积怨甚多，其靠山秦孝公一死，他被贵族诬害，秦惠文王派人去逮捕他，他被迫逃跑，想住旅店，但旅店的主人不敢让他住店，因为这是商鞅本人的命令，由于无人敢收留他，最后落得个车裂(五马分尸)的下场。作法自毙，呜呼哀哉!这是多么大的历史讽刺啊!
商鞅变法有没有成功?从变法本身的结果来看是成功了，秦国从此强大起来，终于在100多年后统一了中国。但从商鞅自身的处境和结局来看，他本人却是失败了，因为变法的支持者秦孝公死后，他就被继任者秦惠文王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车裂。
商鞅变法之时，曾与秦孝公说过一段话：变法是一个艰难的事情，其有三难“第一难：须有一批竭诚拥戴变法的新锐骨干，居于枢要职位;第二难：法治不避权责，宫室宗亲违法与庶民同罪;第三难：国君须对变法大臣坚信不疑，不受挑拨，不中离间。
商鞅这样的能人，总是能够快速地达成绩效目标。他们理性、坚韧，一旦认准目标，就认定不放。只要办法合理(合情倒在其次;如果与“理”相悖，“情”也可以甚至必须抛弃)，并且对于达成绩效目标有利，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是不能做的呢?所以，从他们的行事风格来说，他们又实在是可怕的人，因为他们在风风火火展开行动去实现目标之时，会伤害到很多利益相关群体而且毫不退让。无怪乎他们一旦跌落高位，人人都有除之而后快之感。
在我看来，商鞅的死，其实从变法的初期就已经注定了。如上所述，商鞅变法需要的三大条件，除了第三条之外，都很难兑现，商鞅本人的死，也是因为前两条触犯了贵族的利益，而遭到了疯狂报复。其实，那第三条之所以能够得到兑现，也不排除是由于最高权力者在背后对变法的功利算计在支撑。
纵观中国历史，商鞅这样的人物实不鲜见。西汉武帝在位，非常重视选用人才，选材方面常有非常之举，其中大量重用平民出身的司法人才——时谓“酷吏”，即是一例，《史记》即专辟《酷吏列传》历述其事。在当时的司法环境下，这些酷吏都有着清晰、理性的头脑，能熟练地运用律法规制，利用自身高效、强有力的执行力，帮助帝王绞杀异己、加强统治;而且由于他们出身寒微，酷吏们对于王公贵族这些利益集团的打压，在手段上也是不遗余力。然而，酷吏在位时虽然人前人后风光一时，可一旦失势，即可能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其悲惨也不会输给他们弹压过的那些人。而在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手下，酷吏制度更是登峰造极，“请君入瓮”这则成语典故更是把酷吏们人性的扭曲和丑陋展现得淋漓尽致。
可以说，商鞅是一个悲情人物，但他绝不是孤单的。他的行事风格，在后来的酷吏们身上可以看到影子;而他的命运，也一再地发生在后世酷吏的身上——当他们手握权力时，他们形同主上的鹰爪、白手套，辅助皇权加强统治，使社会秩序、政治格局往一元化、集权化方向得到加强，整个国家得到了有力整肃，政权的力量会得到一时的提升;可一旦失势，轮到他们需要被整肃时，他们又成为了最高权力者用以赢取人心的牺牲品，被抛弃也是在所难免。哎，想想真是可悲、可叹!
商鞅推行的新政是法治。自古以来，法家推行法治，而法治从短期行为来看都是非常有效的。因律法的重罚，其社会效应可谓是立竿见影。由于最高权力者可以通过法治迅速集权、加强统治，立法者(商鞅)的刚性意志就可以得到最高权力者的支持，得到迅速贯彻，并且可以得到长期延续和发展，即使立法者不在其位，制度本身也会因为体制本身的惯性可以得到保留和发展，最终可以不依靠执法者的主观因素而得以稳定地发挥作用。法家不信任人，人在他们眼里是机器，是帮助国家富强的工具，对于治国，他们显得刚性、寡情也就不难理解了。法家的弊端显而易见。秦国的商鞅变法，终以商鞅之死直接地告诉人们：法家行的是刚性的霸道，快速、有效，但显然是不得人心!
儒家则不同，他们的政治抱负是要通过对最高权力者进行道德感召来实现的——所以，不难理解：孔老夫子总是奔波在游说各诸侯国君的路上。他们相信，上善则下无不善，而且人人内在的修为是可以一点一点、但是深刻地改变这个世界的——他们不相信一套刚性的、外在的约束性的制度就能改变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有人会说他们理想化，说他们迂阔。但是，两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的广度和深度的，恰恰还是儒家!
再看商鞅的为人：太子不愿意迁都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商鞅割了太子师傅公子虔的鼻子，公孙贾的脸上被刻上了墨字;商鞅经常亲自查看囚犯，曾经一天杀700多人;他带兵打仗，与原来的老朋友对阵，商鞅假意喊朋友过来叙话，朋友出于至诚过来时，他却把朋友囚禁起来，彼军无帅自然乱阵，商鞅大胜。也许你会说，商鞅真是卑鄙无耻，不择手段。诚然，若从人品的角度来看，商鞅所为实无可取、可提之处。但是，出于同情的理解再来看待，可以想象：商鞅这样的人物，实在太过于看重目标的实现，只要能成功，“情理”在他们眼里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完全可以扔到一边。太过理性，太过刚硬，已无常情，岂能不折?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商鞅变法带给秦国的，主要是法家构想的一套刚性、理性的国家体制，这确确实实帮助秦国在战国时期形成了其他所有国家都无法企及的高效的社会组织形态。秦国战胜六国、统一中国，其实就是刚强、高效能的社会组织战胜柔弱、低效能的社会组织，这背后的原理一点都不复杂。但是，刚者易折，秦历二世而亡就是明例，就像商鞅之死一样，这大概也算是历史背后的某种平衡吧!
点评：此篇博文系我们公司一位硕士毕业的员工所作。很显然他是主张儒家治国，反对法家治国之道。从我的本性也很赞同他的观点，但是，我知道偏颇的主张哪家治国为好，可能皆有弊端，诚如文章中所说。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帮助企业，“以史为镜”“历史总是那么惊人的相似”，这都是老话，企业治理犹如治国，如果与历史治国各派学说相比，企业的规范管理犹如法家学说，只是，如何规范(如同法家的量刑)，企业有所不同。企业文化犹如儒家，没有“仁政”(员工视企为家)的理念与氛围，刚性的规范就会引起人性的泯灭，对企业的未来影响很大。而且刚性的制度，让那些有想法、有潜力的人才逐渐流失，这也是企业中屡见不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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